编者按：指南端在推进分层管理（前列腺癌五层风险模型、NMIBC四层模型、亚洲GIST共识），机制端在攻克“不可成药”靶点（KRAS分子胶、β-catenin直接抑制剂、LKB1合成致死），临床端在加速治疗前移和联合策略（HER2乳腺癌一线变革、RAS+放疗+免疫三联探索、双抗联合化疗一线胃癌）。三股力量从不同维度指向同一个方向：精准医学正在从“用什么药”升级为“在谁身上、在什么时机、以什么顺序用”——临床决策的颗粒度正在被重新定义。
2026年EAU-EANM-ESTRO-ESUR-ISUP-SIOG前列腺癌指南：第一部分——筛查、诊断及根治性局部治疗
此次指南更新的核心要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在风险分层上，采用新的EAU五层风险分类模型，首次将中等风险细分为“有利”与“不利”两个亚组，以实现更加精准的个体化治疗决策。在筛查与诊断环节，推荐基于PSA和风险因素的适应性筛查策略，起始年龄为50岁，活检前应常规进行多参数MRI以减少不必要的有创操作，当需要穿刺时，应采用靶向联合区域穿刺的策略，且经会阴途径因其更低的感染风险而受到优先考虑。在精准分期方面，PSMA PET/CT已被证实是淋巴结和远处转移分期最敏感的手段，对于高危患者应作为一线分期工具使用。在主动监测的适应证上，除低危患者外，部分经过严格筛选的有利中等风险(ISUP 2级)患者亦可纳入，但必须接受严密的随访观察。手术治疗方面，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对中高危患者具有明确的生存获益，但需要在肿瘤控制与功能保留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扩大淋巴结清扫的生存获益尚不明确，而并发症风险却显著增加，故应谨慎选择。放射治疗方面，推荐调强放疗或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联合影像引导技术，中等风险患者联合短程内分泌治疗，高危患者则需联合长程内分泌治疗，中度大分割放疗已被纳入标准推荐；对于cN1或具有多个高危因素的cN0患者，推荐在长程内分泌治疗和放疗基础上加用2年的阿比特龙以进一步强化系统治疗。关于新型局部治疗，全腺体消融或局灶治疗目前尚缺乏与标准治疗对比的高级别前瞻性证据，其应用应严格限制在临床研究或设计良好的注册研究框架内。对于特殊情况，术后PSA持续存在的患者需进行积极评估并考虑多模式治疗，而cN1M0患者则应接受局部放疗、长程内分泌治疗联合阿比特龙的强化方案，以最大化生存获益。
参考文献：Cornford P, van den Bergh RCN, Briers E, Chiu P, Eberli D, Epure A, Farolfi A, Fonteyne V, Gandaglia G, Gillessen S, Grivas N, Henry AM, van Leenders GJLH, Espinos EL, Matsen B, Oldenburg J, van Oort IM, Oprea-Lager DE, Roberts MJ, Rouvière O, Sachdeva A, Santis M, Schoots IG, Smith EJ, Stranne J, Wiegel T, Tilki D. EAU-EANM-ESTRO-ESUR-ISUP-SIOG Guidelines on Prostate Cancer-2026 Update. Part I: Screening, Diagnosis, and Local Treatment with Curative Intent. Eur Urol. 2026 Sep 1:S0302-2838(26)02114-7. doi: 10.1016/j.eururo.2026.04.013.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57454.
2026年欧洲泌尿外科学会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TaT1及原位癌)指南更新
精准风险分层是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管理的基石，所有治疗决策必须基于更新的EAU 2021四层风险模型(低、中、高、极高危)，该模型整合了WHO 1973和2004/2022两种分级系统，并综合考量年龄、肿瘤数量、大小、是否合并原位癌、组织学亚型及淋巴血管浸润等关键因素，以准确预测患者5年和10年的疾病进展风险，其中极高危组10年进展概率高达53%至59%。在诊断与手术环节，初次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URBT)的质量至关重要，必须确保完整切除、尽量避免电灼以保护标本、并送检肿瘤基底部组织，同时在严格指征下(包括T1期肿瘤、标本中无逼尿肌成分或初次切除不完整)于术后2至6周内进行二次TURBT，这是降低复发和进展风险的关键环节。对于高危和极高危患者，含足量维持方案的BCG膀胱灌注(至少持续1年)是标准治疗方案，而2026年指南更新指出，在特定BCG初治的高危患者中，可审慎考虑在标准BCG维持方案基础上联合PD-1/PD-L1抑制剂(如sasanilumab或度伐利尤单抗)，但必须严格权衡其带来的显著免疫相关毒性风险。对于BCG无应答者，指南明确了处理路径，即首选根治性膀胱切除术，而对于不适合或拒绝手术的患者，存在多种膀胱保留策略(包括化疗、免疫治疗、基因治疗等)，但应在多学科团队(MDT)讨论下进行个体化选择，并优先考虑参与临床研究。此外，指南首次正式提出临床降阶梯策略，倡导对低风险或复发性低级别肿瘤患者减少不必要的侵入性操作，同时强调将患者报告的生活质量和治疗体验作为衡量医疗质量的核心指标，推动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在随访方面，术后方案完全依据风险分层进行个体化制定，高危患者需接受更密集(每3个月一次)和更长期(终身)的膀胱镜及上尿路影像学监测，新型尿液分子标志物虽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但目前尚不能替代膀胱镜成为独立的随访工具。
参考文献：Gontero P, Mariappan P, Pradere B, Rai BP, Liedberg F, Compérat E, Teoh JY, Moschini M, Soria F, van Rhijn BWG, Baard J, Birtle A, Botha M, Capoun O, D'Andrea D, Fiorini E, Masson-Lecomte A, Seisen T, Shariat SF, Smith EJ, Soukup V, Wood R, Xylinas EN, Dominguez-Escrig JL. EAU Guidelines on Non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TaT1 and CIS) - A Summary of the 2026 Guidelines Update. Eur Urol. 2026 Jul 15:S0302-2838(26)02111-1. doi: 10.1016/j.eururo.2026.04.009.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57459.
肝细胞癌不同微环境中巨噬细胞的功能异质性
肝细胞癌中的TAMs并非功能单一的细胞群体，其表型和功能主要由所在的特定肿瘤微环境空间生态位决定，在纤维化侵袭边缘、血管周围、缺氧坏死区及癌症干细胞生态位中，TAMs通过TGF-β、IL-1β、VEGF、SPP1等独特的分子信号与邻近的癌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和免疫细胞相互作用，分别驱动免疫抑制、血管生成、上皮-间充质转化、肿瘤转移和癌症干细胞维持等不同的病理过程。然而，TAMs的高度可塑性和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广谱靶向策略(如CSF-1R抑制剂)临床获益有限，成功的治疗亟需更精准的、空间信息指导的联合疗法。目前，新一代精准策略正在涌现，包括靶向“别吃我”信号(CD47-SIRPα)、髓系细胞衔接器和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疗法等，这些方法旨在更特异性地重编程或消耗促肿瘤TAMs。与此同时，将TAM的空间分布、密度及其与特定细胞类型的共定位模式作为生物标志物，有望用于患者分层、疗效预测和临床研究设计，是未来个体化治疗的关键方向。鉴于TME的高度复杂性，同时靶向多个组分(如PD-(L)1与抗血管生成药物或TGF-β抑制剂联用)是提高疗效、克服耐药性的核心策略。
参考文献：Guo J, Li J, Comps-Agrar L, Turley SJ, Fu W. Functional heterogeneity of macrophages in distinct nich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rends Immunol. 2026 Jul 16:S1471-4906(26)00165-1. doi: 10.1016/j.it.2026.06.009.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57464.
理解转移性乳腺癌情境下的恶病质与肌肉功能障碍
乳腺癌恶病质的流行病学负担、驱动机制、病理改变、治疗相关因素、模型选择及未来方向共同构成了对这一复杂综合征的全面认知框架。在流行病学层面，乳腺癌恶病质总体患病率约为19.6%，但在转移性患者中可高达36%至50%，鉴于乳腺癌在全球范围内的高发态势，受影响的绝对患者数非常庞大，尤其在女性癌症患者群体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驱动机制方面，除系统性炎症这一经典通路外，乳腺癌恶病质与其高发的骨转移密切相关，骨转移灶分泌的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可通过诱导肌肉内兰尼碱受体1(RyR1)的异常钙离子泄漏导致严重肌无力，同时肿瘤分泌的细胞外囊泡(EVs)和特定细胞因子如Activin A、CCL2等也深度参与其中。在肌肉病理改变层面，肌肉消耗是蛋白质合成(经由AKT/mTOR通路抑制)与降解(经由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和自噬途径)失衡、葡萄糖代谢障碍、铁稳态紊乱以及免疫细胞(尤其是髓系细胞)浸润共同作用的结果。治疗相关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化疗药物(如阿霉素、紫杉醇等)和放疗可直接损伤肌肉组织或间接影响营养摄入从而加剧恶病质，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可能引发免疫性肌炎和神经肌肉病变。在临床前模型选择上，研究者应优先采用能反映转移全过程的自发转移模型(如原位接种后切除原发瘤)，以提高研究的临床转化价值，且不同模型(如4T1.2与EMT6.5)所展现的恶病质严重程度差异巨大，为研究疾病异质性提供了有力工具。展望未来，亟需研究不同转移部位(肝、肺、脑等)对恶病质的特异性影响，并深入探索新兴疗法(如CDK4/6抑制剂、抗体药物偶联物等)对肌肉功能的长期影响，以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参考文献：Saunders AAE, Anderson RL, Gregorevic P. Understanding cachexia and muscle dysfunction in the context of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Cancer Metastasis Rev. 2026 Jul 17;45(3):47. doi: 10.1007/s10555-026-10358-7. PMID: 42469541.
LKB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肿瘤抑制作用的分子机制及治疗启示
本综述全面阐述了LKB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肿瘤抑制功能，揭示其作为一个主控激酶，通过磷酸化AMPK及其他13种相关激酶，深度参与细胞代谢、能量感应、氧化还原平衡、自噬、细胞极性维持、基因组稳定性以及转录调控等多个关键生物学过程的协调。在NSCLC中，约20%至30%的患者存在LKB1基因的功能丧失性突变，这导致其下游AMPK-mTORC1信号轴失调，引发代谢重编程、合成代谢增强、氧化应激加剧，并与KRAS突变协同促进肿瘤侵袭性、转移及免疫抑制性微环境的形成。机制上，LKB1缺失不仅削弱了细胞对能量应激的适应能力，还通过损害DNA损伤修复、改变染色质可及性以及抑制有效的抗原呈递，导致基因组不稳定和免疫逃逸。临床上，LKB1突变与对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KRASG12C抑制剂、MEK抑制剂、EGFR抑制剂、化疗及放疗在内的多种治疗手段的耐药性密切相关，其驱动的“免疫冷”微环境是导致患者免疫治疗反应差、预后不良的核心原因之一。基于这些发现，当前的治疗策略正从靶向LKB1本身转向利用其缺失所带来的合成致死脆弱性，如靶向谷氨酰胺代谢、ULK1/2依赖的自噬、PARP、WEE1、FAK、STAT3以及组合免疫疗法(如CTLA4/PD-1双阻断)等，并已有多项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旨在为这一难治性患者亚群开发更有效的精准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Yan P, Jiang W, Xue X, Hou T, Wang J, Huang D, Chen L, Inuzuka H, Dai X, Wei W. Molecular insights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for the tumor suppressor role of LKB1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ancer Lett. 2026 Sep 28;656:218678. doi: 10.1016/j.canlet.2026.218678. Epub 2026 Jun 12. PMID: 42285213; PMCID: PMC13340077.
RAS信号在放射抵抗与肿瘤免疫的交叉路口
KRAS突变通过两条并行的途径驱动放射治疗抵抗：一方面在肿瘤细胞内部增强DNA损伤修复能力，其中NRF2-53BP1轴介导的非同源末端连接加速尤为关键；另一方面在肿瘤微环境中招募免疫抑制性髓系细胞、上调PD-L1表达，营造免疫排斥状态。针对这一挑战，KRAS靶向治疗已取得历史性突破，G12C抑制剂率先进入临床并获监管批准，但单药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约5至6个月，疗效持久性不足，因此联合治疗成为必然方向，且药物研发已扩展至G12D抑制剂、泛RAS抑制剂及蛋白质降解剂等新代际品种。临床前证据表明，放射治疗与KRAS抑制剂联合可产生协同增敏效应，其机制涉及增强cGAS-STING通路介导的肿瘤免疫原性、增加CD8+ T细胞浸润以及降低肿瘤细胞和髓系细胞上的PD-L1表达，从而将“免疫冷”肿瘤向炎性表型转化。然而，联合策略在临床转化中仍面临关键挑战，包括给药时序不当可能诱发严重肝毒性，以及固有和获得性多重耐药问题，未来研究的核心方向在于依据STK11/LKB1、KEAP1/NRF2、TP53等共突变基因状态进行生物标志物驱动的患者分层，并系统优化KRAS抑制剂、放射治疗与免疫检查点阻断剂三者的联合时序与组合方式，以实现持久且安全的肿瘤控制。
参考文献：Quevrin C, Mondini M, Meziani L, Gerbe-De-Thore M, Liu W, Lopes E, Morel D, Clémenson C, Deutsch E, Levy A. RAS signal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radioresistance and tumor immunity. J Immunother Cancer. 2026 Jul 17;14(7):e015274. doi: 10.1136/jitc-2026-015274. PMID: 42468991.
乳腺癌中的Notch受体：情境依赖性作用与靶向治疗
Notch1至Notch4这四个受体在胞外和胞内结构上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配体亲和力、激活阈值和转录输出，从而赋予其在乳腺癌中的非冗余甚至相反的功能。这种结构基础直接导致了Notch信号在乳腺癌中具有高度的上下文依赖性，即该信号通路既可发挥促癌作用，驱动肿瘤细胞的干性维持、上皮-间质转化、血管生成、免疫逃逸和治疗耐药，也可发挥抑癌作用，帮助维持上皮表型并抑制转移，其最终效应完全取决于肿瘤细胞的内在状态、所属的分子亚型以及所处的微环境。具体到各个受体，Notch1主要与三阴性乳腺癌和HER2阳性乳腺癌的恶性进展、治疗耐药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并在肿瘤微环境中充当炎症和血管生成信号的关键调控节点；Notch3的功能则最为复杂，在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中通常扮演抑制转移的角色，但在持续激活或治疗压力等特定条件下可转变为促癌因子，尤其在三阴性乳腺癌中其作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而Notch4则与乳腺癌干细胞干性维持、内分泌治疗耐药以及上皮-间质转化和转移过程紧密相连，在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中通常预示着不良预后。在治疗策略方面，以γ-分泌酶抑制剂为代表的泛Notch抑制剂因毒性大且疗效有限而面临转化困境，未来的研发方向应着重于开发更具选择性的受体特异性抑制剂，如抗Notch1、Notch3或Notch4的抗体或抗体药物偶联物，或靶向下游Notch转录复合物的小分子药物，并结合精准的伴随诊断标志物对患者进行有效分层。总体而言，当前多数靶向策略仍处于临床前或早期临床阶段，未来成功的临床转化需要综合考量受体的特异性激活状态、肿瘤的精确分子亚型、微环境的组成特征以及治疗对正常组织生理功能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精准且安全的干预。
参考文献：Wang M, Mi Y, Ye Q. Notch receptors in breast cancer: context-dependent roles and therapeutic targeting. Cell Commun Signal. 2026 Jul 17. doi: 10.1186/s12964-026-03080-y.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69819.
重塑一线标准：下一代HER2靶向疗法在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中的作用
在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领域，经典的一线标准方案——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和紫杉类药物(THP)的基石地位正受到革命性挑战，这主要归功于DESTINY-Breast09(DB09)研究的突破性结果。该研究证实，新一代抗体药物偶联物德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T-DXd+P)在疗效上显著优于THP，其不仅将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延长至40.7个月，相较于THP组的26.9个月提升了近14个月，更使疾病进展风险降低了44%，从而奠定了其作为新一线治疗标杆的地位。与此同时，治疗策略的精细化也体现在对特定亚型的关注上，例如对于激素受体阳性(HR+)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PATINA研究确立了新的维持治疗模式，即在一线诱导化疗结束后，于抗HER2治疗联合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加用CDK4/6抑制剂，可将中位PFS延长至44.3个月(HR=0.75)。此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应用范围也得到拓展，HER2CLIMB-05研究证实，在一线维持治疗中采用妥卡替尼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HP)同样有效，其mPFS为24.9个月，优于对照组的16.3个月。在临床决策层面，精准分层已成为优化治疗选择的关键，医生需综合考量患者的既往抗HER2治疗史、PIK3CA突变状态及激素受体状态等因素；例如，对于既往接受过抗HER2治疗或存在PIK3CA突变的患者，优先选择T-DXd+P的获益更为明确。尽管治疗武器库日益丰富，但仍需正视一系列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尤其是在脑转移管理方面，虽然T-DXd和TKI均显示出令人鼓舞的颅内活性，但其与局部治疗(如放疗)的最佳整合及序贯策略仍需多学科协作，并需警惕潜在增加的放射性坏死风险。在安全性管理上，T-DXd治疗中需要特别关注间质性肺病(ILD)的发生，其发生率约为12.1%，建立标准化的监测与管理体系(如“5S”框架)对于保障治疗安全至关重要。最后，克服耐药性始终是提升长期疗效的核心挑战，抗体药物偶联物虽已展现出克服部分肿瘤异质性耐药的能力，但通过动态监测循环肿瘤DNA(ctDNA)来追踪耐药演化，以及积极探索针对不同耐药机制的新型疗法，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Zhang L, Li H, Sun S, Li N, Zhao S, Zhao Z, Li M. Redefining first-line standards: The role of next-generation HER2-Targeted therapies in HER2-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Biochim Biophys Acta Rev Cancer. 2026 Jun 30;1881(4):189649. doi: 10.1016/j.bbcan.2026.189649.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379327.
靶向于头颈部肿瘤的转录与转录后通路
头颈部肿瘤是全球第七大常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沉重，2022年全球新发病例约94.7万例，死亡约48.2万例，其中印度新发约24.8万例、死亡约13.8万例，晚期患者五年生存率仅约50%。该病在病因学上分为两种主要亚型：HPV阴性亚型(约占70%-80%，与烟草和酒精相关)预后差，TP53突变率高达75%-85%；HPV阳性亚型(以HPV16型为主，约占15%-30%)预后较好，五年生存率可达85%，且对放化疗更为敏感。在分子机制层面，头颈部肿瘤由EGFR、PI3K/AKT、NOTCH、STAT3等多条信号通路汇聚于转录因子的网络化失调所驱动，关键转录因子如AP-1、NF-κB、STAT3主要发挥促癌作用，而p53、NOTCH1等在特定环境下起抑癌作用，其中NOTCH1在头颈部肿瘤中同时具有上下文依赖的促癌或抑癌双重功能。此外，lncRNA(如HOTAIR、MALAT1)、miRNA(如miR-21、let-7)和piRNA等非编码RNA广泛失调，受转录因子调控并反馈调节转录因子活性，构成复杂的后转录调控网络。在治疗方面，西妥昔单抗(抗EGFR)联合化疗曾是标准一线方案，但现已被帕博利珠单抗(抗PD-1)联合化疗取代(基于KEYNOTE-048研究)，而硼替佐米(NF-κB抑制剂)、STAT3反义寡核苷酸、Ad-p53基因疗法等虽有临床探索，但总体效益有限。新兴策略方面，针对HPV阳性肿瘤的治疗性疫苗(如ISA101)和TCR-T细胞疗法已显示出早期疗效，纳米药物和PROTAC蛋白降解技术(如靶向STAT3、AP-1)则为靶向传统“不可成药”转录因子提供了新希望。展望未来，头颈部肿瘤治疗需要依赖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精准分型、机制驱动的联合治疗(靶向+免疫+化疗)，以及新型递送与降解技术的临床转化，而HPV状态、p53突变和PD-L1表达等是目前关键的分层因子。
参考文献：Kumar P, Dey A, Lakhera R, Maini J, Das BC, Gupta S. Targeting transcriptional and post-transcriptional pathways in head and neck cancer. Biochim Biophys Acta Rev Cancer. 2026 Jun 30;1881(4):189647. doi: 10.1016/j.bbcan.2026.189647.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379325.
胃肠道癌症患者癌症相关血栓的管理：光明与阴影
胃肠道癌症患者的静脉血栓栓塞(VTE)流行病学负担显著，其中胰腺癌(1年累积发病率达7.8%)、胃癌及上消化道癌的风险最高，且VTE已成为仅次于癌症本身的第二大死因。这种风险受多种危险因素的异质性影响，包括肿瘤原发部位、疾病分期、患者合并症(如心力衰竭、慢性肾病)以及具体治疗手段(如铂类药物、抗血管生成药物和中心静脉导管)等。在风险评估方面，目前广泛使用的Khorana评分在胃肠道肿瘤中预测准确性有限，尽管新兴模型(如ONKOTEV评分和Li模型)纳入了更多变量以提升预测效能，但仍需在更大规模人群中进一步验证。针对初级预防，住院和手术患者推荐使用低分子肝素(LMWH)等药物进行预防，而门诊高危患者(Khorana评分≥2)可考虑使用直接口服抗凝药(DOAC)，但需谨慎平衡血栓预防与出血风险，尤其在胃癌患者中LMWH可能更具优势。在二级预防领域，DOAC(如阿哌沙班、艾多沙班、利伐沙班)已成为LMWH和维生素K拮抗剂的有效替代方案，然而上消化道癌症患者使用DOAC时大出血风险显著增加，亟需个体化决策。新型抗癌疗法(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抗体药物偶联物)的应用进一步增加了血栓风险，但目前尚缺乏针对这些新药的风险评估工具，同时新辅助治疗期间的血栓预防策略也缺乏明确的指南指导，需依靠多学科团队进行个体化评估。展望未来，分子谱分析(如KRAS、SMAD4突变检测)和液体活检(循环肿瘤DNA)等技术显示出改善个体化风险预测的巨大潜力，但其临床应用仍需在大规模前瞻性研究中进一步验证和标准化，以最终实现精准血栓管理。
参考文献：Gervaso L, Cioli E, Rosanu NM, Cella CA, Khorana AA, Fazio N. Management of cancer-associated thrombosis in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cancers: lights and shadows. Cancer Treat Rev. 2026 Jul 14:103180. doi: 10.1016/j.ctrv.2026.103180.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43040.
KRAS分子胶的演进：从等位基因选择性到泛RAS及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调节剂
KRAS靶向治疗领域正经历着一场从“占据驱动”到“事件驱动”的深刻范式转变，其策略已从早期仅靶向G12C突变体的共价抑制剂，逐步扩展至泛RAS抑制剂、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以及当前最具前沿性的分子胶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调节剂。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分子胶的核心机制体现为代表性RMC系列大环分子胶通过招募内源性亲环蛋白A，形成亲环蛋白A-分子胶-KRAS(激活态)三元复合物，该复合物既能从空间上阻断KRAS与下游效应器的致癌性结合，又能别构恢复KRAS固有的GTP水解酶活性，促使其从活跃的“开启”状态转变为失活的“关闭”状态。依托于精巧的平台化设计，RMC分子胶平台通过模块化结构优化，即保守大环骨架负责亲环蛋白A的高亲和力招募、右侧选择性模块实现等位基因识别、左侧药代动力学调节模块改善成药性，能够系统性衍生出广谱泛RAS抑制剂(如RMC-6236)和高选择性等位基因抑制剂(如靶向G12C的RMC-6291和靶向G12D的RMC-9805)。与此同时，降解型分子胶通过增强KRAS与其天然E3连接酶(如NEDD4-1或LZTR1)的相互作用，利用小分子降解剂(如XMU-MP-9和C53/Z86)诱导KRAS经溶酶体或蛋白酶体途径降解，为实现更彻底的靶蛋白清除提供了另一条可行路径。在功能调控层面，针对PI3Kα与RAS的相互作用界面，研究者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双向精准调控：分子胶D927能够增强PI3Kα与RAS的结合以激活AKT信号通路并模拟胰岛素效应，而分子断路器BBO-10203和VVD-699则通过共价结合PI3Kα的RAS结合结构域阻断该相互作用，从而在不影响PI3Kα激酶活性的前提下有效抑制肿瘤生长，且避免了传统PI3K抑制剂常见的高血糖副作用。上述创新策略的临床转化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多个分子胶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调节剂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包括泛RAS抑制剂RMC-6236、G12C选择性抑制剂RMC-6291、G12D选择性抑制剂RMC-9805、RAS-PI3Kα阻断剂BBO-10203及其衍生物VVD-159642，其中RMC-6236单药在胰腺癌患者中已达到47%的客观缓解率，联合化疗时更提升至55%，彰显了该类药物的巨大治疗潜力。展望未来，应对耐药性需开发合理的联合用药方案(如与RAF、MEK、TEAD等抑制剂联用)，而结构生物学进展(如KRAS-LZTR1复合物结构的解析)将为基于结构的理性设计提供坚实基础，人工智能和蛋白质动态网络分析等新兴技术将加速分子胶的发现与优化，同时发现并验证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将成为指导精准用药、实现患者分层和最终克服耐药的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Xiao XZ, Wang YJ, Pang XF, Zhang A. Evolution of KRAS molecular glues: from allele-selective to Pan-RAS and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modulators. Acta Pharmacol Sin. 2026 Jul 15. doi: 10.1038/s41401-026-01866-x.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57978.
尿路上皮癌中的FGFR3检测：从患者筛选到结果报告的最佳实践专家共识
对于所有新诊断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应在诊断时即启动FGFR3检测，最迟不晚于一线治疗进展后，以确保临床决策的及时性；检测方法应优先选择经认证实验室充分验证的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或下一代测序技术，其中PCR方法快速、经济，适合已知变异筛查，而NGS方法信息全面，可同时检测突变、融合等多种变异类型。在样本方面，应优先使用最新的转移灶活检组织，严格确保样本质量、肿瘤细胞含量及规范的固定处理流程，避免使用存档旧标本，以防因原发灶与转移灶生物学差异而导致假阳性结果。对于液体活检等新兴技术，可作为组织检测的补充手段，尤其在组织获取困难时具有价值，但需注意其存在假阴性风险；而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尚需进一步验证，暂不推荐用于常规诊断。最终出具的分子报告应清晰、简明，按ESCAT分级列出所有变异，明确区分可干预变异与意义不明变异，并注明检测的局限性(如样本不合格等情况)。在实施全过程时，须始终将患者的体能状态、虚弱程度、生活质量及药物可及性作为启动检测和后续治疗的重要决策因素，而多学科团队的紧密协作则是成功实施检测和个体化治疗的基石。
参考文献：Compérat EM, Hartmann A, Allory Y, Bellosillo B, Caetano Moreira Oliveira RP, Chiappetta C, Hodeib F, Hubank M, Klümper N, Loriot Y, Penault-Llorca F, Rijken A, Speel EM, Szabados B, Bempt IV, Van Leenders GJLH, Vescovo M, Eckstein M. FGFR3 Testing in Urothelial Carcinoma: An Expert Commentary on Best Practices From Patient Identification to Result Reporting. Eur Urol Oncol. 2026 Jul 14:S2588-9311(26)00171-9. doi: 10.1016/j.euo.2026.06.003.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48514.
放射诱导肺损伤中的肠-肺轴：机制与干预措施
辐射诱导肺损伤是胸部放疗的主要剂量限制性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存率，而肠-肺轴失调已被证实是其发生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具体机制涉及肠道菌群多样性降低、肠道屏障完整性受损、脂多糖发生易位，以及短链脂肪酸和脱氨基酪氨酸等关键代谢物的耗竭。在信号通路层面，TLR4/NF-κB和TGF-β/Smad通路是介导炎症反应与纤维化进程的核心环节，而IL-25/S1P-ILC2轴及Treg/Th17细胞失衡则是重要的免疫调控机制，同时细胞外囊泡及其携带的微小RNA在细胞间通讯和信号放大过程中发挥着核心媒介作用。就临床证据而言，目前相关研究多为观察性设计，结果显示肠道菌群不稳定性与放射性肺炎风险增加存在关联，但因果关系尚未得到证实，整体证据等级较低，主要受限于样本量偏小、抗生素及化疗免疫治疗等混杂因素控制不足、各研究间异质性较高以及物种间差异带来的转化障碍。在干预策略方面，基于临床前研究的积极证据，潜在方向包括粪菌移植、益生菌及益生元补充、短链脂肪酸补充、脱氨基酪氨酸等特定代谢物干预，以及工程化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细胞外囊泡疗法，但这些方法均需通过大规模、分层设计的随机对照研究来验证其有效性与安全性。面向未来，应开展充分考虑抗生素暴露、放化疗及免疫治疗等关键混杂因素的多臂随机对照研究，同时整合质子治疗在菌群保护方面的潜在优势与多组学技术平台，并积极探索原生动物等跨界微生物群落的贡献，从而在精准医学框架下实现个体化的辐射诱导肺损伤防治策略。
参考文献：Zhou P, Jiang X, Zhang H, Jiang S, Zhang X, Ma C, Bai X. Gut-lung axis in radiation-induced lung injury: mechanisms and interventions. Front Immunol. 2026 Jul 2;17:1806833. doi: 10.3389/fimmu.2026.1806833. PMID: 42465768; PMCID: PMC13372608.
含PD-1的双特异性抗体用于胃癌的全球临床研究格局：靶向免疫耐受的现状与未来方向
基于121项全球临床研究的系统性分析，含PD-1的双特异性抗体在胃癌领域的研发格局呈现出清晰而动态的特征。从研发规模与增长趋势来看，全球干预性临床研究数量从2017年的2项持续攀升至2025年的35项，上升趋势显著，其中II期研究占比最大(51.24%)，反映出以审慎推进为主导的研发策略。在共靶点选择方面，CTLA-4占据绝对主导地位(61.98%)，其后依次为VEGF(11.57%)、TIGIT(7.44%)和LAG3(4.13%)，其中VEGF和TIGIT靶向项目的年度增长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提示靶点策略正从单一的双重检查点阻断向更多元化的方向拓展。治疗模式与患者定位方面，联合治疗是主流模式，尤以双特异性抗体联合化疗最为常见，患者高度集中于III/IV期(76.86%)，治疗线数主要分布在一线(31.40%)和二线(22.31%)，新辅助治疗占19.01%，显示研发优先满足晚期患者需求并逐步向早期阶段前移。地理分布上，中国内地承担了84.30%的研究，远高于美国(16.53%)、法国(8.26%)、韩国(8.26%)和西班牙(8.26%)，这一集中性与中国高胃癌疾病负担、加速审评政策及成熟的生物技术产业生态密切相关。申办方与共靶点偏好差异显著，学术机构资助了53.72%的研究并压倒性集中于CTLA-4开发，全球前20大药企更偏向TIGIT，而非前20的工业企业则在LAG3、PD-L1、TIM3及多种新靶点上布局更为分散。中国与非中国主导研究的核心差异在于治疗策略，两者在研究分期、共靶点选择、患者分期及申办方构成上均无统计学差异，但中国主导研究中联合治疗占86.3%，而非中国主导研究中单药治疗占42.1%，反映出不同地区临床开发理念的分歧。关键阳性证据方面，III期COMPASSION-15研究证实PD-1/CTLA-4双抗卡度尼利联合化疗一线治疗HER2阴性晚期胃癌可显著改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为双重检查点阻断策略提供了有力的临床验证。在生物标志物方面，PD-L1表达和dMMR是已验证的预测标志物，TMB、EBV阳性、HER2状态及CLDN18.2表达等为新兴探索方向，但大多数现行研究仍采用未筛选的"全入组"模式，生物标志物驱动的精准分层设计尚有巨大优化空间。双特异性抗体作为单一药物具有独特优势，可避免两种单抗联用的药代动力学不匹配问题，同步靶向增强局部免疫激活并减少全身性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同时简化给药、降低成本并提高患者依从性。展望未来，后续研究应重点关注三大方向：优化疗效与脱靶毒性之间的获益风险平衡，推动生物标志物分层研究设计以改善患者筛选和研究效率，以及促进国际多中心合作以减少区域间研发差异，从而更全面地验证此类药物在全球胃癌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参考文献：Sha Z, Ji Z, Zhao L, Wang S, Guo Z. The global clinical trial landscape of PD-1-containing bispecific antibodies for gastric cancer: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targeting immune tolerance. Front Immunol. 2026 Jun 22;17:1866067. doi: 10.3389/fimmu.2026.1866067. PMID: 42440530; PMCID: PMC13333607.
治疗性靶向癌症中的β-连环蛋白
靶向β-连环蛋白的研发历程深刻诠释了肿瘤靶向治疗从“不可成药”走向临床突破的曲折与希望。核心发现表明，约10%的人类癌症(主要包括结直肠癌、肝细胞癌等)由WNT/β-连环蛋白通路中的基因突变(如APC、CTNNB1、AXIN1/2)所驱动，这些突变导致β-连环蛋白持续稳定化，使其成为肿瘤发生、恶性维持和免疫逃逸的核心驱动因素，仅在美国每年就有约24.4万例新发癌症患者携带此类突变。然而，回顾历史，过去二十年间尝试靶向上游WNT配体或受体的药物(如PORCN抑制剂)因严重的脱靶骨毒性和胃肠道毒性且疗效不佳而屡屡受挫，而直接靶向β-连环蛋白本身因其缺乏传统的药物结合口袋，长期以来被视为“不可成药”的靶点。直至近期，新型直接靶向策略才在临床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包括三类代表：细胞穿膜肽FOG-001(zolucatetide)通过直接阻断β-连环蛋白与TCF4的转录激活，在硬纤维瘤患者中实现了80%的客观缓解率，并在成釉细胞瘤等罕见肿瘤中显示出持久疗效，同时在MSS结直肠癌患者中达到50%的疾病控制率，且耐受性良好，未观察到既往抑制剂常见的高级别骨、胃肠道或味觉毒性；凝聚体调节剂DPTX3186则通过将β-连环蛋白隔离在无活性凝聚体中发挥作用，已在胃癌PDX模型中展示出抗肿瘤活性；RNAi疗法ALN-BCAT通过降低CTNNB1 mRNA水平靶向β-连环蛋白，在肝细胞癌模型中不仅显示出抗肿瘤效果，还改善了免疫微环境。值得注意的是，β-连环蛋白激活不仅驱动肿瘤生长，还通过抑制树突状细胞和T细胞等机制介导免疫排斥，因此其抑制剂有望恢复抗肿瘤免疫，为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用药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在安全性与挑战方面，新型直接抑制剂的耐受性虽优于上游抑制剂，但系统性抑制β-连环蛋白仍存在潜在风险(如影响血脑屏障)，需谨慎优化；同时，对于突变复杂、具有多种驱动基因的癌症(如结直肠癌)，单药疗效可能有限，联合治疗(包括化疗、抗VEGF、抗PD1及KRAS抑制剂等)成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展望未来，PROTAC降解剂等创新策略正在积极开发中，旨在恢复突变癌细胞中β-连环蛋白的正常降解，而患者分层需结合具体突变类型、共突变状态及分子亚型(如结直肠癌的CMS2亚型)以实现精准治疗。总体而言，靶向β-连环蛋白正从“不可能”变为“现实”，为大量难治性癌症患者带来了切实的新希望。
参考文献：Martinelli P, Repiscak P, Kraut N. Therapeutic targeting of β-catenin in cancer. Mol Cancer Ther. 2026 Jul 15. doi: 10.1158/1535-7163.MCT-26-0062.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56177.
三阴性乳腺癌治疗耐药的核心驱动基因：特征、机制与干预策略
三阴性乳腺癌(TNBC)耐药的分子机制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交互网络。在核心耐药基因层面，PSENs、ATM、PIK3CA和CDK4/6是驱动耐药的关键基因，它们通过异常激活Notch、Wnt/β-连环蛋白及PI3K/Akt/mTOR等关键信号通路，协同促进肿瘤增殖、转移和治疗抵抗。在DNA损伤修复方面，BRCA1/2突变导致的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RD)是TNBC对PARP抑制剂敏感性的基础，然而同源重组修复功能的恢复或ATR/CHK1通路的激活则构成了重要的获得性耐药机制，同时ATM/ATR和CHK1/2也是放疗耐药的关键靶点。药物代谢与外排机制同样在耐药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MDR1基因编码的P-糖蛋白(P-gp)可介导ATP依赖性的药物外排，GSTP1加速药物代谢灭活，而TOP2A和TUBB3的异常表达则分别降低蒽环类和紫杉类药物的临床疗效。肿瘤干细胞特性的维持进一步加剧了耐药复杂性，PSENs/Notch轴和ALDH1A1/3的过表达是维持肿瘤干细胞特性并介导耐药的重要途径。上述各机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信号通路的交互网络紧密耦联——PI3K/Akt/mTOR通路与细胞周期调控(CDK4/6-RB-E2F轴)及免疫检查点(PD-L1)调控之间存在密切的交叉对话，而TP53突变则解除负调控约束，共同构筑了一个复杂的促耐药网络。针对这些靶点，目前已开发出多种小分子抑制剂、靶向蛋白降解嵌合体(PROTAC)以及联合治疗方案(如抗体药物偶联物联合PARP抑制剂、CDK4/6抑制剂联合CDK7抑制剂、Akt抑制剂联合PD-1/PD-L1抑制剂)，为克服TNBC耐药提供了可行的策略路径。展望未来，克服TNBC耐药需要采取联合靶向策略、改善肿瘤微环境、应用纳米递药系统以及中西医结合等多维度综合手段，同时需深入探究表观遗传调控和肿瘤异质性在耐药演变中的动态作用，以推动更精准、持久的治疗方案的临床转化。
参考文献：Zhang ZX, Zhao W, Xiao YX, Shen XL, Ming M, Zhou MS, Jia H. Core genes drive treatment resistance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Biochem Pharmacol. 2026 Jul 15:118262. doi: 10.1016/j.bcp.2026.118262.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56830.
重新定义卵巢癌新辅助化疗的疗效：整合分子与功能性生物标志物
卵巢癌新辅助化疗的疗效评估正面临核心挑战，当前依赖的传统方法如影像学、CA-125血清检测和病理学检查，所提供的信息往往延迟、间接且不完整，难以捕捉早期生物学反应、新发耐药及微小残留病灶。尽管RECIST、KELIM、Fagotti评分和化疗反应评分等指南认可的工具具备一定预后价值，但它们普遍存在敏感性不足、无法实时指导决策的固有局限，且临床研究表明新辅助化疗相比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在生存期上并无优势，这进一步提示需要更深入地关注治疗过程中的生物学效应。在诸多新兴技术中，液体活检，尤其是循环肿瘤DNA的动力学监测，被认为是评估新辅助化疗反应和检测微小残留病灶最有前景的实时生物标志物，已有证据表明早期循环肿瘤DNA水平的显著下降与更佳的手术结局和更长的生存期密切相关，而循环肿瘤细胞、微小RNA及蛋白质等其他分析物则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与此同时，基于机器学习等计算辅助方法，通过分析原发肿瘤的病理和蛋白质组数据、影像放射组学以及临床信息，在预测治疗反应方面展现出潜力，但大多数模型仍缺乏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的严格验证，而数字孪生技术则更处于概念构想阶段，面临诸多生物学、技术和监管层面的障碍。展望未来，卵巢癌新辅助化疗的管理趋势将是融合分子、影像和临床信息的实时、整合评估平台，但实现这种精准指导的多模式整合策略，最终仍依赖于严谨的前瞻性验证、方法学的标准化以及确凿的临床获益证据。
参考文献：Klasa-Mazurkiewicz D, Koronowicz M, Żaczek AJ, Supernat A. Reframing Response i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Ovarian Cancer: Integrating Molecular and Functional Biomarkers. Crit Rev Oncol Hematol. 2026 Jul 12:105488. doi: 10.1016/j.critrevonc.2026.105488.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37630.
卵巢癌无化疗策略的现状与展望
卵巢癌无化疗策略的核心目标是在精准生物标志物指导下，为患者匹配最有效的靶向或免疫治疗，以期在延长生存期和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化疗及其相关毒性。当前，这一策略主要涵盖针对同源重组修复缺陷的PARP抑制剂靶向治疗、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通路的抗血管生成治疗、针对“冷”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治疗，以及针对特定表面抗原的抗体药物偶联物治疗和针对特定亚型的内分泌治疗。在临床应用中，PARP抑制剂联合或不联合贝伐珠单抗已是同源重组修复缺陷阳性患者一线维持治疗的标准方案；在铂敏感复发阶段，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而在铂耐药复发阶段，靶向叶酸受体α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索米妥昔单抗已成为新的标准治疗。然而，获得性耐药仍是核心挑战，PARP抑制剂耐药主要通过同源重组修复功能恢复等机制发生，而抗血管生成药物耐药则涉及多条代偿通路的激活，且既往PARP抑制剂暴露会改变后续铂类化疗的敏感性并削弱以PARP抑制剂为中心的组合疗法价值。展望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基于耐药机制的合理联合用药、将有效方案前移至更早治疗线别、开发作用于ATR抑制剂等新靶点的药物，并强调在经生物标志物严格筛选的患者群体中开展临床研究，而非在未经选择的重度预处理人群中验证组合疗效。
参考文献：Jiang C, Li Z.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Chemotherapy-Free Strategies in Ovarian Cancer. Crit Rev Oncol Hematol. 2026 Jul 17:105492. doi: 10.1016/j.critrevonc.2026.105492.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68792.
更新版亚洲胃肠道间质瘤诊疗共识指南(2025)
这部2026年更新的亚洲GIST共识指南在精准病理分型、个体化手术策略、多层次药物排兵布阵以及多学科协作方面给出了贴合亚洲临床实践的推荐。以下提炼全文关键信息供临床参考：第一，CD117和DOG-1是GIST诊断的核心免疫组化标志物，SDHB检测用于识别SDH缺陷型GIST，后者具有独特的临床病理特征和淋巴结转移倾向。第二，基因分型对治疗决策至关重要，需检测KIT及PDGFRA常见突变外显子，并关注野生型中的BRAF、NTRK、SDH等罕见驱动变异。第三，改良NIH风险分级(包含肿瘤破裂)是选择辅助治疗的主要依据，高危患者推荐3年伊马替尼辅助治疗，肿瘤破裂或完成3年后仍高危者可考虑延长疗程。第四，局限期GIST首选完整手术切除，腹腔镜适用于合适病例，而小于2厘米的胃GIST可选择主动监测。第五，晚期GIST的一线治疗为伊马替尼，二线舒尼替尼，三线瑞戈非尼，四线优选瑞普替尼，PDGFRA D842V突变首选阿伐替尼，NTRK融合用TRK抑制剂，BRAF V600E用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第六，新辅助治疗适用于巨大或临界可切除病例，疗程6至12个月，手术时机需平衡疗效与耐药风险。第七，转移性GIST初始治疗以药物为主，药物控制良好后的手术切除需个体化决策，局灶性进展可考虑切除进展病灶。第八，术后随访方案应根据风险分层、术后时间和是否接受辅助治疗个体化制定，高危者前几年需密集CT监测。这些推荐体现了亚洲专家在平衡区域差异与循证医学基础上的共识，为GIST的规范化管理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实用框架。
参考文献：Hirano H, Naito Y, Takahashi T, Hirota S, Kim KM, Ryu MH, Wang J, Cao H, Li J, Li CF, Yen CC, Yang HK, Jung HY, Yeh CN, Wang HP, Chen LT, Shen L, Kang YK, Nishida T. Updated Asian consensus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2025). Gastric Cancer. 2026 Jul 15. doi: 10.1007/s10120-026-01773-4.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2455249.
罕见头颈部恶性肿瘤全身治疗进展：聚焦腺样囊性癌、分化型甲状腺癌及鼻腔鼻窦/副鼻窦肿瘤
罕见头颈部肿瘤(主要包括腺样囊性癌、分化型甲状腺癌以及鼻腔鼻窦/副鼻窦恶性肿瘤)因发病率低、生物学异质性强，其诊疗长期面临严峻挑战，但近年来分子分型技术的进步以及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这一领域的治疗格局，多学科诊疗模式以及将患者转诊至经验丰富的大型医疗中心对于优化治疗决策至关重要。在腺样囊性癌(ACC)方面，多激酶抑制剂(MKI)目前仍是复发或转移性患者的核心全身治疗手段，其主要作用在于抑制肿瘤生长而非促使肿瘤缩小，文献报道的疾病控制率约为82%，但客观缓解率仅约6%，效果相对有限，而新兴的分子靶向药物则为这一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例如靶向MYB的抑制剂REM-422在经生物标志物筛选的患者中客观缓解率可达42%，RGT-61159也显示出初步疗效，NOTCH抑制剂AL101在早期研究中客观缓解率为12%，此外针对PSMA的放射性配体疗法、靶向B7-H4的抗体药物偶联物XMT-1660(客观缓解率40%)以及MDM2抑制剂alrizomadlin(客观缓解率22%)等均展现出值得关注的治疗潜力。在免疫治疗方面，单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腺样囊性癌中的客观缓解率仅为0%至9%，效果有限，因此未来更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是将免疫治疗与多激酶抑制剂联合应用，或探索新型免疫激动剂以克服该肿瘤“免疫冷”的特性。对于腺样囊性癌的未来发展，联合疗法策略、碳离子等先进粒子治疗技术以及更为精准的疾病监测手段将成为重点探索方向。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领域，大约三分之二的转移性病例属于放射性碘难治性(RAIR)类型，其管理极为复杂，临床医生需要在治疗获益与长期毒性之间进行审慎平衡，而再分化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策略显示出良好前景，其原理是使用BRAF抑制剂(如达拉非尼、维莫非尼)或MEK抑制剂(如司美替尼、曲美替尼)等MAPK通路抑制剂治疗4至6周，从而恢复部分RAIR-DTC患者对碘-131的摄取能力，随后给予治疗性放射性碘以清除病灶。从疗效数据来看，不同研究报道的再分化率为35%至60%，部分患者能够获得持续1至2年的疾病控制效果，进而有效延迟长期全身治疗(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启动，例如在MERAIODE-BRAF研究中，再分化后患者的12个月无进展生存率达到了82%。再分化治疗的适用需经多学科团队严格评估，目前研究数据仍相对有限，存在各研究设计差异较大、长期结局尚不明确等问题，而全面的分子检测(包括BRAF V600E、RAS、RET及NTRK融合等变异)有助于精准指导治疗选择。对于鼻腔鼻窦及副鼻窦恶性肿瘤，其组织学类型极为多样(包括鼻腔鼻窦鳞状细胞癌、嗅神经母细胞瘤、鼻腔鼻窦未分化癌、NUT癌等)，分子分型(如IDH2突变、SMARCB1缺陷、HPV状态)对于实现精准诊断和个体化治疗具有关键意义。在治疗模式上，多模式综合治疗(手术、放疗和化疗)仍是基石，部分肿瘤如鼻腔鼻窦未分化癌对化疗高度敏感，可考虑采用诱导化疗策略，而免疫治疗(尤其是在鼻咽癌和HPV相关鼻腔鼻窦鳞状细胞癌中)以及靶向治疗(如IDH2抑制剂enasidenib和BET抑制剂)正成为新兴的治疗方向。此外，针对SSTR2阳性嗅神经母细胞瘤的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PRRT)，以及针对HPV相关鼻腔鼻窦鳞状细胞癌的PI3K/YAP/TAZ抑制剂，均为潜在的靶向治疗新策略。总而言之，针对这些罕见头颈部肿瘤，全面的分子病理检测、多学科协作诊疗以及优先为患者提供参与临床研究的机会，是改善其长期预后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临床团队还需密切监测并管理治疗相关毒性，始终关注患者生活质量的维护。
参考文献：Roberts TJ, Keam B, London NR Jr, Lechner M, Agosto Salgado S. Advances in Systemic Therapies for Rare Head and Neck Malignancies: Spotlight on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and Sinonasal/Paranasal Tumors. Am Soc Clin Oncol Educ Book. 2026 Jun;46(3):e525006. doi: 10.1200/EDBK-26-525006. Epub 2026 Jul 16. PMID: 4246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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