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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三星生物经历了成立15年来第一次全面罢工。
月初,工厂生产线2800名员工放下手套走出车间,这是这家全球头部的生物药CDMO第一次遭遇大规模罢工。23款药物生产中断,预估损失最高达6400亿韩元,前期局部罢工带来约1500亿韩元(约合1.02亿美元)的直接损失。
5月7日,三星生命科学基金宣布投资美国Cartography Biosciences,一家专注于用单细胞基因数据发现肿瘤抗原的biotech,其TCE管线刚进入一期临床。
交叉发生的是两则合作消息。5月13日,三星Bioepis与首尔Biohub联合推出首个开放式创新计划,瞄准AI制药、ADC、双抗。而一个月前,三星与上海ATLATL飞镖创新中心达成合作,设置“创新奖”挖掘亚太早期项目。
生产停摆与战略扩张同时发生,这是三星生物当前发展境遇的缩影:一边是“财阀模式”积累的矛盾正在爆发,另一边是“CDMO+投资+孵化”的转型正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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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首次全面罢工
5月1日,韩国仁川。三星生物工厂外,2800名工会成员开始罢工。
争议的核心是薪酬分配。三星电子员工2025年人均年薪约1.5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0万元),而三星生物的平均年薪显著低于这一水平。与此同时,三星生物2025年全年营业利润突破31亿美元,同比增长超30%,已成为三星集团旗下仅次于电子的第二大利润来源。利润高速增长与一线员工薪酬的相对滞后,构成了此次劳资冲突的基本面。
工会提出的条件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上调14%,每人一次性发放3000万韩元(约合2万美元),以及年度营业利润的20%用于员工分红。管理层的回应是:涨薪6.2%,其他条件未予接受。双方经过14轮谈判未能达成一致。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司法环节的博弈。三星生物曾向仁川地方法院申请禁止罢工的禁令,但法院裁定:涉及药品防变质的最后三个制程环节不能停工,而细胞培养、纯化等上游核心环节被允许罢工。这意味着停工在部分环节获得了“合规前提”,风险从可能性变为现实。
23款产品的生产中断,包括抗癌药、HIV治疗药物等。据工会及行业机构统计,全面罢工已造成约20%的产线产量被迫废弃,前期局部罢工带来约1500亿韩元(约合1.02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若全面罢工持续,预估总损失最高可达64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超过其一季度营业利润。
对CDMO行业而言,这一事件的影响超出了短期财务损失。生物药生产是连续工艺,生产中断意味着整批次产品面临报废风险,更严重的是可能引发与标准操作不符的“偏差事件”,进而影响FDA对工厂的合规评价。韩国生物协会的警告点明了问题的核心:“若三星生物国际信任度下降、订单流失,将对整个韩国生物制药产业造成连锁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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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生命科学基金继续
在生产端承压的同时,三星的资本布局并未放缓。
5月7日,三星生命科学基金宣布投资美国Cartography Biosciences。Cartography的核心技术在于其单细胞基因数据平台——通过ATLAS和SUMMIT两大平台,结合生物信息学发现传统方法难以识别的肿瘤特异性抗原,并基于此设计T细胞衔接器(TCE)等抗体疗法。其lead管线CBI-1214(结直肠癌TCE)已于2026年初进入一期临床。
图源:The Investor
三星生命科学基金由三星物产、三星生物、三星Bioepis共同出资,总规模2400亿韩元(约合1.66亿美元),由三星风险投资管理。自2021年设立以来,其投资版图已覆盖基因治疗、ADC、蛋白质分析、AI药物发现、基因编辑等多个前沿领域。
一个更近的案例在中国。 2025年11月,三星投资了中国ADC企业拓济医药。拓济在做双抗体与双载荷结构的新一代ADC,试图克服传统ADC的耐药性和肿瘤异质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并非纯粹的财务投资者。在正式投资之前,三星Bioepis与拓济签署了联合开发协议,共同进行ADC候选物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
这种模式并非三星首创,“CDMO+投资”正在成为头部玩家的标准配置,药明系、金斯瑞、康龙化成等布局同样密集。EY的分析报告将这一趋势概括为:CDMO正在从“产能玩家”升级为“技术整合者”,通过并购和投资快速扩张能力边界,从单一的制造服务转向覆盖研发、临床、商业化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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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创新:从首尔到亚太,三星的“技术漏斗”
5月13日,首尔Biohub与三星Bioepis联合启动“2026开放创新计划”。这是两家机构首次合作,也是三星Bioepis将其母公司三星电子的C-Lab Outside孵化模式引入生物领域的尝试。
招募方向很具体:
双特异性抗体技术(TCE、双靶点等)
ADC平台(新型有效载荷和连接子技术)
AI驱动的抗体发现和靶点发现
肽类治疗技术
入选条件苛刻:成立不超过8年,全球最多入选2家。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捕获漏斗:通过开放创新筛选早期技术,评估概念验证效果,再导向投资或技术引进。
图源: Venture Square
三星的视野不止于韩国本土。4月,ATLATL飞镖创新中心宣布与三星Bioepis达成战略合作,共同设置“创新奖”。
ATLATL是一家起源于上海的生命科学创新平台,定位为跨国药企和创新生物技术公司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创始人朱鹏程博士在波士顿和上海都有深厚的创新网络积累,ATLATL的模式类似于“共享实验室+孵化器+加速器”的复合体。
这次合作传递一个信号:三星正在系统性地扫描亚太早期创新。通过ATLATL的网络接触中国及更广泛亚太区域的优质项目,不需要自建大规模的扫描团队。这是一种杠杆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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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26年5月的三星生物,正处于一个值得观察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传统的CDMO业务模式正在经历考验。罢工事件暴露了大型企业在运营管理上面临的复杂挑战,也提醒市场重新审视CDMO行业的风险边界。
另一方面,三星正在通过投资和开放创新,布局更长远的发展路径。这些动作能否在未来转化为实质性的竞争优势,目前还难以判断,但其方向是清晰的——从被动的服务提供者,转向主动的技术生态构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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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琉璃韵
因篇幅有限,内容将分两篇刊出。上篇覆盖12个项目,包括来自Celltrion Pharm、APITBIO、康威生物、新蕴达生物、Sutro、宜联生物、道尔等机构的双载荷ADC项目;下篇将整理余下的13个项目,包括来自齐鲁、拓济、百奥奕图、Araris、爱科瑞思、映恩、三优、多禧、普灵、Hummingbird、亲和力及Baylink等机构的项目。
前言
近年来,双载荷ADC逐渐从概念验证走向更系统的分子设计阶段。双载荷ADC的核心思路在于通过不同毒素机制、不同旁观者效应或不同药物释放特征的组合,尝试提高肿瘤细胞杀伤覆盖度,并在异质性肿瘤或耐药场景中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从已披露项目看,当前双载荷ADC的载荷组合主要集中在Topoisomerase I抑制剂+微管抑制剂、Topoisomerase I抑制剂+其他细胞毒药物,以及部分非传统payload组合。
以下整理了部分已披露双载荷ADC项目的结构设计、体内药效及毒理数据。其中,毒理数据值得关注,可反映双载荷设计在安全窗口上的真实挑战。
表1 项目概览列表
项目数据
项目1——CPTH-08 (Celltrion)
结构:CTPH-08 AD²C 平台的核心在于其独特的分支型可裂解连接子。靶点为FRα同时偶联两种机制互补的细胞毒性载药:MMAE+ Payload X,DAR值为2+2。
体内药效:FRα低表达模型 (OVCAR3):在同等剂量(2 mg/kg)下,CTPH-08展现出与Elahere相当的肿瘤抑制率(TGI),这说明其保底能力是完全在线的。FRα高表达模型 (IGROV1):在4 mg/kg和8 mg/kg的剂量下,CTPH-08的抗肿瘤活性显著优于同剂量的Elahere,实现了更深度的肿瘤退缩。
毒理表现:在ICR小鼠的单次静脉注射(IV)给药研究中:测试剂量推到了60, 80, 100 mg/kg。无动物死亡,未观察到治疗相关的临床症状;整个研究期间体重稳定;血液学和临床生化指标无显著异常;大体病理学也没有发现异常。
项目2——CTPH-03 (Celltrion Pharm)
结构:靶点为TROP2,采用MMAE与Payload X的双重协同策略,总DAR为2+2。
体内药效:在TROP2高/低表达模型中均表现出优于Trodelvy的抗肿瘤活性。对照组为 Trodelvy (10 mg/kg) 和 Datroway (10 mg/kg),而 CTPH-03 的给药剂量梯度为 2.5 mg/kg、5 mg/kg 和 10 mg/kg 。相较于 Trodelvy 和Datroway,CTPH-03 展现出了更强的肿瘤生长抑制能力。
毒理表现 (Tox):在ICR小鼠中MTD > 100 mg/kg,无显著血液学毒性。
项目3——YB-811(Ymmunobio AG)
结构:采用的是靶向 NPTXR 的人源化单克隆IgG1抗体。其体外结合亲和力极高,KD约为 0.2 nM 。载荷组合为:MMAF + Exatecan,DAR值4+4
体内药效:给药方案为每周一次腹腔注射(i.p.)。在T1016肿瘤模型中,10 mg/kg的 YB-811诱导了肿瘤的完全消退。膀胱癌PDX模型中10 mg/kg 的 YB-811 同样表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
项目4——Ab612(APITBIO)
结构:靶点为CD171 (L1CAM) ,采用的是优化的 IgG1 单克隆抗体。载荷:MMAE+Exatecan。该 ADC 技术平台支持 DAR2、DAR4 或 DAR8 的构建。
体内药效:在动物模型的数据上,Ab612-ADC 在3 mpk (mg/kg)的低剂量下,即可实现100% 的肿瘤消退。
项目5——CAN017(康威)
结构:同时靶向CLDN18.2 /PD-L1,载荷:MMAE + Exatecan,DAR值:2+2。
体内药效:小鼠结肠癌 CDX 模型 (CLDN18.2+/PD-L1+)、人胰腺癌 CDX 模型 (CLDN18.2+) 以及人胃癌 CDX 模型中,CAN017 展现出的肿瘤生长抑制效果,均显著优于其裸双抗、单载荷 ADC(CAN3609D(MMAE)或CAN3610D (Exatecan)以及这两种单载荷 ADC 的联用。
毒理数据:单次给药耐受性高达70 mg/kg,在给药后,小鼠的体重曲线保持平稳,没有出现显著下降。PK 分析显示其在血浆中具有出色的稳定性,游离毒素处于定量下限 (BQL) 以下。其整体治疗窗口大于23倍。
项目6——CAN016 (康威)
结构:CAN016的靶点为HER2,载荷为:MMAE+Exatecan,DAR值为2+2。
体内药效:CAN016在初始肿瘤体积已达到约 1000 mm³ 的 NCI-N87(高表达 HER2)和 JIMT-1(低表达 HER2)模型中,CAN016 均展现了抗肿瘤效果,优于T-DXd。在T-DXd耐药的HCC1954 CDX模型中,单剂量的 CAN016 显示出持续的药效。
毒理学数据:在GLP 食蟹猴毒理学研究中,确定的HNSTD为 20 mg/kg。
项目7——OBI-221(OBI)
结构:靶点为MET/HER3,载荷为MMAE+Exatecan,DAR值2+8
体内药效:无论是在靶点低、中还是高表达的模型中,OBI-221 均展现出抗肿瘤活性。即使在MET和HER3表达不对称的肿瘤模型中,OBI-221的体内疗效依然显著优于单靶点的基准 ADC 药物。
项目8——XYD-8006(昆山新蕴达)
结构:靶点为ADAM9,抗体亚型采用的是人源化的IgG1。载荷:MMAE + Exatecan。DAR值:2+6。
体内药效:XYD-8006 展现了强大的杀伤力,并且能克服靶点表达丰度的限制:
中高表达模型 (肺癌 Calu-3):XYD-8006的TGI达到了 89.46%。显著优于单载药的XYD-8006-EXD DAR4 (54.72%) 。中低表达模型 (喉癌 Detroit-562):XYD-8006的TGI为 81.69%。低表达模型 (结直肠癌 SW48):XYD-8006 的 TGI 达到了85.20%。
PK数据:XYD-8006 在人类和食蟹猴的血浆中均表现出极佳的稳定性。在长达21天的测试期内,几乎检测不到游离的Exatecan或MMAE毒素脱落。
项目9:STRO227(Sutro)
结构:靶点为PTK7,载荷为MMAE+Exatecan,DAR值:2+8
体内药效数据:在乳腺癌CDX模型中,STRO-227 展现了剂量依赖性抗肿瘤活性。更重要的是,在同等剂量下,STRO-227 的疗效显著优于单一载荷 MMAE 或 Exatecan 的对照 ADC。
在TNBC和卵巢癌的 PDX 模型中,2-3 mg/kg 剂量下即观察到显著的肿瘤抑制。NSCLC PDX测试:在包含腺癌和鳞癌的非小细胞肺癌 PDX 模型中,STRO-227的ORR为 57% ,DCR为76%
食蟹猴中多次静脉给药 (25 mg/kg, Q3W x 2) 后,STRO-227 展现出优秀的 PK 特征。系统清除率低,终末半衰期长(约10.5天)
STRO-227的HNSTD为25 mg/kg,25 mg/kg剂量下未观察到显著体重下降。
项目10:Sutro's dpADC(Sutro)
结构:靶点为HER2,载荷组合:Exatecan+MTI,DAR值8+4。
体内药效:在体内的CDX 模型中,该 dpADC 的抗肿瘤活性均显著优于Enhertu。
超越单载药与联用:在卵巢癌模型中,dpADC 诱导的肿瘤抑制和生长延迟不仅优于单一载荷的 ADC,甚至显著优于两种单载药荷 ADC 的联合给药(尽管联合给药组的总给药剂量达到了 20mg/kg,是 dpADC 单药 10mg/kg 的两倍)。
克服Enhertu 耐药:在 Enhertu 耐药胃癌模型和卵巢癌模型中,dpADC 均能引发显著的肿瘤退缩,大幅延长无进展生存期 (EFS)。
非人灵长类 (NHP) 毒理数据:在食蟹猴中进行的毒理学分析(12.5 mg/kg IV,第1天和第22天,Q3Wx2)显示, HNSTD 为12.5 mg/kg。
项目11——YL413(宜联生物)
结构:靶点为HER2,载荷为Top1+MTi,DAR值为7+1
体内药效:在 HER2 高表达的胃癌模型 (NCI-N87 CDX) 和 HER2 中表达的乳腺癌模型 (JIMT-1 CDX) 中,YL413 的肿瘤抑制效果均优于 Enhertu。
克服Enhertu耐药:在经过Enhertu 预处理产生耐药的 PDX 模型中,以及对 Enhertu 明确耐药的 NCI-N87 (CDX) 模型中, YL413 显示出疗效。
循环稳定性:在猴单次静脉注射剂量达 24 mg/kg 的情况下,表现出良好的耐受性。
项目12——DR319(道尔生物)
结构:靶点为Trop2/Nectin4,载荷为Top1+MTi,DAR值为4+2
体内药效:在 HT1376 模型中,DR319-DP 仅用1/8 的剂量 (1 mg/kg),就实现了与 PADCEV (8 mg/kg) 或 PADCEV+SKB264 物理联用组 (4+4 mg/kg) 相当甚至更优的抗肿瘤疗效。
在食蟹猴体内的初步毒理和药代动力学 (PK) 研究中,DR319-DP 展现出了良好的 PK 谱和安全性特征。
小结
双载荷ADC的设计重点已经不只是简单叠加载荷,而是围绕载荷机制互补、DAR比例、连接子稳定性和靶点内吞效率进行系统优化。
相比药效,毒理数据更值得关注。部分分子已披露小鼠高剂量耐受数据,剂量最高推进至70、100mg/kg以上;也有项目披露了食蟹猴毒理结果,HNSTD达到12.5–20mg/kg。整体来看,双载荷设计关键取决于血浆稳定性、游离payload暴露、释放节奏以及靶点依赖性递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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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DS-8201时刻”以来,ADC领域的技术演进日新月异。当业界使用这个版本的ADC平台把最初一批容易想到的靶点全都撸过一遍,低垂果实很快就摘得差不多了,再加上Enhertu这些最初上市的ADC重磅药物的广泛应用,肿瘤高度异质性和毒素获得性耐药已然成为横亘在ADC技术继续探索的重要阻碍。
ADC技术平台们为了破局,自然而然想到把ADC推向更复杂的组合,典型路径就是双抗/多抗与双载荷策略。“无限堆料”的初衷当然容易理解,但我们也时刻不应忘记新药研发“复杂度带来风险”的铁律,那么如何在追求突破性临床获益与保障成药确定性之间找到平衡,这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一门“守正与出奇”的艺术。
在2026年AACR大会上,下一代ADC技术是全场焦点,我们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分子设计和临床前数据,可以看到各种极具野心、又截然不同的开发理念,看看是否可以从中读出未来ADC技术竞逐的关键致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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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抗/多抗ADC
双抗/多抗ADC的核心,在于通过多个靶点的协同作用来实现克服肿瘤异质性、提升内吞效率、以及调节肿瘤微环境等目标,而难点在于如何平衡多重靶点带来的机制优势与系统毒性,从而获得足够宽的治疗窗口。在本次AACR上我们看到了更多双抗/多抗ADC思路的玩家,典型代表是宜联的YL-252、安领科的ALK-208、翰思艾泰的HX-116。
1)宜联生物YL252
YL252是一款PD-L1/VEGF双抗ADC,采取IgG1xVHH的“2+2”对称抗体结构,并搭载Topo1i payload。这个设计一眼可知其逻辑就是高确定性和物尽其用,免疫+抗血管+化疗三重机制、以及两两之间的协同都有非常充分的临床证据,将这些作用机制及协同的确定性融合在一个分子中。特别是考虑到宜联平台的过往开发历史,已经产出过被充分验证的PD-L1 ADC和VEGF ADC品种,再结合其特有的在肿瘤微环境可切割的linker模块,整个分子从立项之初就占据很高的成药确定性。
在上述精巧的设计理念基础上,YL252分子将三个元件的剂量调整到合理的比例,从而真正实现“3 in 1”作用,即每个组分都能有效发挥其生理学作用,阻断PD-1/PD-L1通路、阻断VEGF/VEGFR通路及血管生成、且Topo1i也能发挥化疗作用,三者各司其职。
在NSCLC和CRC的模型中,YL252都展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而且与三个组分中的单抗或双抗组合相比都有显著优效,验证了“3 in 1”的协同作用。
在保证活性的前提下,YL252更是展现出优异的安全性,在GLP毒理研究中耐受剂量高达120 mpk、肺、肝、肾等主要器官均无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治疗窗口超过100倍,这给人体临床试验开展带来巨大信心支撑,预计人体剂量在20 mpk。
2)翰思艾泰HX-116
HX-116从抗体部分来看选择了跟宜联相似的PD-L1/VEGF双抗组合策略,搭配了毒性中等且释放缓慢的Topo1i payload,很明显更依赖I/O双抗的作用为主、而以毒素作用为辅。
这种思路从临床前动物药效结果也能得到印证,HX116-B的抗肿瘤活性比裸抗好一点、但不多(poster里用的词就是“slightly”),而且需要较高的起效剂量,甚至药效并不如偶联更毒的Tubulin抑制剂的ADC、或者Seagen的PD-L1 ADC。即便如此,或许是出于对双抗ADC可能毒性叠加的谨慎,翰思艾泰依然坚持选择了这条低毒的路径。
在这种谨慎理念的指引下,HX-116B意料之内地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毒理试验中摸到了120 mpk的HNSTD,但治疗窗口跟YL252比起来应该就逊色一些了。
3)安领科ALK-208
在宜联和翰思艾泰的基础上,安领科采取了更激进的三抗策略,ALK-208的抗体部分靶向PD-L1/VEGF/B7H3、并偶联Topo1i payload,思路当然可以理解,尽量多的覆盖这几个最火的靶点,不过毕竟引入更多元件后不确定性可能会叠加,各元件之间的协同作用更不明朗,分子构建乃至CMC成本等也都会增加挑战。
从体内药效来看,ALK-208展现出不错的抗肿瘤活性,与Seagen的PD-L1 ADC和映恩的PD-L1/B7H3 ADC相比,可能带来一定的优势。不过毕竟目前毒理试验结果还看不到,这个组合策略是否能做出窗口还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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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载荷ADC
作为化疗的延伸,ADC从火起来的第一天起就注定要回答如何克服耐药的问题,而双载荷就是最自然的策略选项,各家在抗体和毒素的排列组合策略上各显神通。在本次AACR大会上我们看到了更多双载荷ADC,典型代表是宜联的YL413、齐鲁的LUA-006、拓济的TJ-106、Catenabio的CATB-101等。
1)宜联生物YL413
YL413是一款靶向HER2的双载荷ADC,同样展现出创新与克制并立的设计理念。抗体端直接选用最成熟稳妥的曲妥珠单抗骨架,而毒素端搭载了Topo1i和MTi两种payload,并且精心调制出7:1的DAR值,让抗体、Topo1i、MTi三个元件都达到发挥抗肿瘤活性的最佳剂量比。这样的分子设计,既在整个骨架上大幅降低风险、确保成药确定性,又在自己所擅长的linker稳定性和毒素配比上进行精准调控,以图实现拓宽治疗窗口和克服耐药的临床目标。
通过上述克制的分子骨架设计,针对不同HER2表达水平的细胞YL413都拥有与曲妥珠单抗相近的亲和力,且内吞效率更高;而凭借双毒素的精准配比,针对HER2高表达肿瘤细胞YL413展现出优于Enhertu的杀伤效果,且对HER2阴性细胞选择性更好。
在体内动物模型中,针对Enhertu敏感和耐药的多个模型,YL413都展现出优异的抗肿瘤活性,特别是明确优于同剂量的Enhertu以及各个单payload的ADC,验证了保留Topo1i杀伤力+引入MTi克服耐药性的设计合理性。
得益于宜联一贯擅长的亲水性linker和肿瘤微环境特异性切割,YL413无论是全抗、还是两个payload的PK性质都完美符合预期,在猴体内剂量高达24 mpk也安全耐受,预示着非常可观的治疗窗口。
2)拓济医药TJ-106
拓济在HER2 ADC的基础上又往外多跨了一步,TJ-106在抗体端采用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的双表位结合设计(Fab和ScFv都有准备),而毒素端则采用了Topo1i+MTi以DAR 4+4的配比进行偶联。众所周知,HER2抗体的双表位结合可以带来优于单表位的内吞效率,配合满载的两种毒素,反映出拓济试图在HER2阳性肿瘤上大力出奇迹的意图。
在体内动物试验中,特别是针对多个不同瘤种、不同HER2表达水平、以及Enhertu耐药的模型中,TJ-106都展现出优异的抗肿瘤活性。不过披露出来TJ-106与单抗ADC的药效对比少了点,而且在耐药模型中跟Enhertu对比也有点欺负人。
目前还没看到TJ-106的安全性和治疗窗口数据,考虑到双表位抗体+满载毒素的潜在复杂度和不稳定性,后续毒性还需谨慎观望。
3)齐鲁制药LUA-006
齐鲁则采取了更激进极致的双重叠加策略,LUA-006是一款双抗双载荷ADC,抗体端采用EGFR/B7H3双抗,同时搭载Topo1i+MTi两种毒素。诚然这两个抗体靶点有相当多的肿瘤共表达等有力证据,以及B7H3可增加EGFR结合和内吞的机制,不过依然是一个冒险性和复杂度更大的思路。
在动物体内药效试验中,特别是针对Enhertu耐药和Efflux Pump高表达的模型,LUA-006相比单靶抗体或单毒素的ADC组合具有更优的抗肿瘤活性,初步验证了自己这个组合的协同效应。不过由于尚未看到安全性和治疗窗口的披露,对linker+payload的稳定性、以及CMC的挑战,都尚需谨慎观望。
4)Catenabio CATB-101
Catenabio则是近期看到玩的比较花哨的一家,在双载荷的偶联上做文章,使用特定酶催化的正交偶联,实现两种不同毒素在抗体上特定位点的精准偶联,其管线CATB-101在抗体端选择靶向TROP2、毒素端则用上述方法挂载DAR 2+4两种payload。
在动物体内药效试验中,特别是针对Topo1i难治模型和耐药模型,CATB-101不仅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而且在Sacituzumab Govitecan治疗进展后依然有效。在毒理试验中,CATB-101治疗窗口预计在2.5-3.5倍,比单载荷TROP2 ADC有大幅提升。
纵观AACR上这些双抗和双载荷ADC的百家争鸣,我们不得不敬佩行业为克服临床痛点所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其中宜联在这两条路的初步探索结果格外引人注目,十分符合“守正出奇”的研发哲学。
所谓“守正”,是对高风险的克制与对成药确定性的坚守,无论是YL252选择已经被充分验证的PD-L1/VEGF机制组合,还是YL413坚持沿用经典的曲妥珠单抗骨架,都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底层结构的不稳定性,目前在临床前治疗窗口上的优异表现都验证了这种不盲目堆砌新机制的合理性。
所谓“出奇”,是在关键临床未满足需求上的精准解决方案,像YL252充分发挥I/O+ADC这一肿瘤治疗最新理念,而YL413精巧设计毒素配比用少量MTi四两拨千斤打破Topo1i耐药,都是将机制创新用在最有可能产生价值跃迁的环节上。
归根结底,新药研发从来不是“为新而新”,更不以复杂和刁钻为评判标准,而是在突破性和确定性之间找到最优解。这种在“守正”中筑牢根基、在“出奇”中跨越壁垒的艺术,往往就藏在每一步的克制与锋芒的平衡之中,或许正是下一代ADC技术走向最终胜利的答案。
100 项与 上海拓济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的药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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